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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孙志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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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孙志刚案 【基本案情】 2003 年 4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率先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的文章, 首先向公众披露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机关错误收容 3 天, 并在这短短的收容期间内被殴打致死的案件。 报刊发行后, 立即引起了公众对此案的广泛关注, 国内各大媒体相继报道此事。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都先后作出批示, 要求依法彻查此案, 严惩凶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 等中央媒体都先后作了报道。《南方都市报...

文档格式:DOC| 浏览次数:21| 上传日期:2015-02-25 11:16:45| 文档星级:
孙志刚案 【基本案情】 2003 年 4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率先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的文章, 首先向公众披露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公安机关错误收容 3 天, 并在这短短的收容期间内被殴打致死的案件。 报刊发行后, 立即引起了公众对此案的广泛关注, 国内各大媒体相继报道此事。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都先后作出批示, 要求依法彻查此案, 严惩凶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 等中央媒体都先后作了报道。《南方都市报》 等各方媒体披露的案情如下【参见聂秀时整理: “孙志刚案件始末”, 载《法学前沿》编辑委员 会编: 《法学前沿》 (第 5 辑) ,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87~ 102 页;以及其他相关媒体。 】: 孙志刚, 男, 今年 27 岁, 大学毕业刚两年。 2001 年, 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 之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 20 多天前, 他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因为刚来广州, 孙志刚还没办理暂住证。 2003 年 3 月 17 日晚 10 点, 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 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时, 被治安人员盘问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当晚 11 点左右, 与他同住的成万(化名)接到了 一个手机打来的电话, 孙志刚在电话中说, 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 要成万“带着身份证和钱” 去保释他, 于是, 成万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 成万一行到达派出所时已接近晚 12 点, 不知何故, 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 他先后找了 两名警察希望保人, 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 都说“这个人不行”, 没解释原因。 成先生说, 其中一个警察还让他去看有关条例, 说他们有权力收容谁。 成先生很纳闷, 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 他的朋友告诉他, 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 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是孙志刚“犯了事”, 二是“顶了嘴”。 成万回忆说, 他后来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 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 有没有不合作”, 孙志刚回答说“没干什么, 才出来就被抓了。 跟警察顶过嘴, 但我的话不严重”。 警察随后让孙志刚写材料, 成万和孙志刚从此再没见过面。 第二天, 孙志刚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 据他回忆, 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 说话速度很快, 感觉他非常恐惧”。 于是, 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 之后, 孙志刚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 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 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 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 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 月 19 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 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 在护理记录上, 医院接收的时间是 18 日晚 11 点 30 分。 成万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 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 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 20 日中午, 当孙志刚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 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 孙志刚死了, 死因是心脏病。 护理记录表明, 入院时, 孙志刚“失眠、 心慌、 尿频、 恶心呕吐, 意识清醒, 表现安静”, 之后住院的时间, 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 直到 3 月 20 日早上 10 点, 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 面色苍白、 不语不动, 呼吸微弱, 血压已经测不到”。 医生在 10 点 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 10 分钟后, 宣布停止一切治疗。 孙志刚走完了他 27 年的人生路。 医院让孙志刚的朋友去殡仪馆等着。 孙志刚的朋友赶到殡 仪馆后又过了两个小时, 尸体运到。 护理记录上, 孙志刚的死亡时间是 2003 年3 月 20 日 10 点 25 分。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 4 月 18 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明确指出:“综合分析, 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法医发现, 孙志刚的皮下组织出现了厚达 3. 5 厘米的出血, 其范围更是大到 60×50 厘米。 孙志刚生前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四、 肩宽背阔的小伙子, 这么大的出血范围, 意味着他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了。 按法医的说法, 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 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 而且不止一次。“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医在看完尸检结果以后说, 从尸检结果看, 孙志刚死前几天内被人殴打并最终导致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得到披露后, 久被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再次引起公众的注意, 从而引发了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和违法问题的大讨论。 5 月, 涉案的 13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公安机关缉捕归案, 3 名在此案中渎职的工作人员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5 月 13 日, 广东省有关部门在提供的新闻资料中介绍了本案的调查结果。 调查认为, 孙志刚是因为被派出所“错误” 地送交收容站, 后来在收容人员救治站被同室的 8 名被收容人员轮流殴打致死。 在涉案的十余名人员中, 其中李文星、 李海婴、 张明君、 李龙生、 周利伟、 何家红、 钟辽国(化名洪权才)、 韦延良涉嫌殴打孙志刚; 涉嫌指使殴打孙志刚的救治站护工乔燕琴、吕二鹏、 乔志军、 胡金艳、 刘全有; 收容救治站负责人、 当晚值班医生彭红军和当晚值班护士曾伟林已被逮捕,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等已被刑事拘留。 【诉讼过程】 2003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 广州市中级法院、 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和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三地同时审理, 十余名被告接受审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6月 9日作出一审判决, 依法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 缓期 2 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分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 张明君、 吕二鹏有期徒刑 1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 12年, 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分别从轻、 减轻判处韦延良、 何家红、 李文星、 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 3 年至 10 年。 乔燕琴等 12 名被告人不服, 提出上诉。 2003 年 6月 27 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乔燕琴等 12 名犯故意伤害罪被告人的上诉, 维持原判。 孙志刚案涉及的渎职犯罪被告人李耀辉、 张耀辉、 彭红军、 任浩强、 邹丽萍、曾伟林等 6 人, 分别于 6 月 9 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 年至 3 年。 宣判后, 李耀辉、 彭红军、 任浩强、 邹丽萍、 曾伟林不服, 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 亦于 6 月 27 日上午作出终审裁定, 依法驳回土诉, 维持原判。 除了涉案的 18 名犯罪嫌疑人及涉嫌渎职犯罪工作人员的刑事案件分别在广州市 3 家法院开庭审理(其中渎职犯罪人员还将另行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外, 此案涉及的其他违犯党纪、 政纪的有关责任人员, 已由广州市纪委、 市监察局和有关单位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其中, 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培坤、 市卫生局副局长卢彦德被行政记过; 市民政局副局长唐启畅被行政警告; 天河公安分局副局长韩立平被撤职; 广州市公安系统、 卫生系统、 民政系统共 23 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 行政开除、 撤职等处分。 6 月 5 日上午 9 时, 广州市中院刑事审判庭。 据在庭审现场的律师和被告家属介绍, 法庭有 102 个座位, 没有完全坐满, 12 名被告站成两排接受审判。 除了两名被告未请律师, 另 10 名被告共请了 18 名律师。 检方有 3 名公诉人员, 主审法官是刑一庭副庭长。 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在他另一名儿子孙志国的搀扶下,坐在左侧旁听席的后方。 庭审在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陈晓明宣读起诉书中开始。 乔燕琴等 12 名被告人分别来自山西、 湖南、 湖北、 四川、 江苏、 河南、 贵州等全国多个不同省份,年龄在 17 岁至 31 岁不等, 其中原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护工、 被告人胡金艳(20岁, 河南人)为女性。 8 名直接殴打孙志刚的被告人中, 年龄最大的钟辽国与年龄最小的李文星曾在此案前分别因盗窃罪、 抢夺罪判过刑。 检察机关认为, 上述 12 名被告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 其中乔燕琴(救治站护工)、 李海婴、 钟辽国、 周利伟、 张明君、 吕二鹏(救治站护工)6 人为主犯, 李龙生、 李文星、 韦延良、 何家红、 乔志军(救治站护工)、 胡金艳(救治站护工)为从犯。 起诉书宣读完毕后, 本案审判长郑允展开始逐一对被告人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接受公诉人讯问的是被告乔燕琴。 乔燕琴今年只有 21 岁, 是山西省离石市人。 一些关键的问题他总是说“我不清楚”“我不记得了”。 他称孙志刚被打他并不知道, 当时他在一楼护理室吃玉米, 吃完后就下班回家了。 但之后对其他 11 名被告人进行的法庭调查显示, 大多数被告均指乔燕琴说谎, 他才是殴打孙志刚的主谋。 本案第二号被告人李海婴对殴打孙志刚的行为供认不讳, 但却否认他是主要的指挥者。 他向法庭交代说, 乔燕琴是向全房的人下达打孙志刚的“命令” 的,大家在殴打孙志刚时也是同时开始的。 但之后, 同房其他被告人在接受法庭调查时的供述显示, 李海婴是 206 室的“老大”, 他在当时的过程中第一个冲上去对孙志刚进行殴打, 并且有指挥打人、 安排望风等情节。 由于在法庭调查中, 李海婴仔细描述了殴打孙志刚的具体过程, 孙志刚的父亲孙六松捶着胸口, 痛哭失声, 难以继续听下去, 在儿子孙志国的搀扶下离开法庭。 5 日上午共完成对 5 名主犯的法庭调查。 下午 1 时 30 分, 法院继续开庭。 被告人吕二鹏、 乔志军在法庭上的供述与在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的供述差别较大, 而且, 这一供述致使其讲述的事件经过产生了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公诉人当庭要求法庭将其认罪态度作为最终量刑的重要参考。 8 名直接殴打孙志刚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均表示, 进入救治站后, 他们都有过被护工及先进入救治站的同房病人殴打的经历。 法庭调查结束后, 进入质证及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大量的物证、书证、 证人证言, 被告人均无异议。 针对律师对尸检报告中一些存疑的问题, 公诉人当庭作出了解释。 公诉人专门指出, 法医鉴定孙志刚的死因为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击打, 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控辩双方还对被告人周利伟、 张明君向公安机关提供犯罪线索是否属于立功表现, 吕二鹏是否属主动投案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至被告人最后陈述完毕, 法官宣布休庭时, 已是 5 日夜晚近 8 时。 6 日下午 3 时, 孙志刚案再次开庭。 一小时后, 审判长郑允展宣布休庭, 本案将择日宣判。 9 日下午 3 时整, 孙志刚案正式宣判。 12 名被告人与审判长郑允展同时起立, 郑允展当庭宣读判决书。 旁听席上小声议论的声音立刻停了下来, 法庭一片寂静……法庭宣判后, 本案的 12 名被告大多数表示不服判决, 要求上诉, 少数表示与律师商量后再定。 通过 12 名被告的供述和相关的证人证言, 孙志刚 3 月 19 日晚在救治站 206室病房中遭遇的悲惨一幕重现在大家面前: 当晚, 一名叫罗小海的病人的家属来接罗小海出院。 孙志刚扑到窗前大声向罗的家属呼救:“我是大学生, 达奇服装厂的, 求你们通知我的老板来救我出去。”罗的家人询问其老板的电话, 可孙志刚却想不起来了。 孙的呼叫引起了护工乔燕琴的不满, 乔就和同班护工乔志军商量要把孙调到 206 室去, 乔志军同意了。 乔燕琴对 206 病房的李海婴等人说, 孙志刚太闹了, 等会儿弄过来让他们好好教训一下。 3 月 20 日凌晨, 乔燕琴对来接班的护工吕二鹏、 乔金艳提出给孙换房的事,吕乔二人没有反对。 乔燕琴叫孙换房, 孙不肯, 乔就上去打了他几下, 把他拉了出来。 吕打开 206 室的房门, 孙被关了进去。 乔在外授意: “隔半个小时再打,注意不要打头, 不要打出血, 打出事了 我负责。” 孙一进门就在给他指定的铺位上躺下。 半个小时后, 李海婴说时间到了, 指挥同病房的另 7 个人一同扑上去打孙。 每个人下手都非常狠, 他们不仅拳打脚踢, 还把孙抬起来往水泥地上扔, 然后跳起来往他身上踩, 孙被打得跪地求饶。 这时值班护士曾伟林和胡金艳从监控录像中看到了这一幕, 立即上去阻止。 胡对李海婴说, 再闹, 你还想不想出去?乔燕琴却认为打得还不够狠, 叫李不要理会胡, 继续打。 胡离开病房后, 乔给室内的人挥了两下拳头, 示意继续打孙。 李海婴还对同室的人说, 看样子打得“保安” 不满意, “保安” 交代的事若不办好, 大家都有麻烦, 再打半个小时。 此时孙已被打倒在地, 殴打继续进行。 曾、 胡二人再次上来制止, 孙跪地求二人说, 要求调换一个房间。 二人同意把他调到对门的 205 室去。 205 室住着 15个精神病人, 孙就抱着被子走了过去。 吕二鹏提着警棍跟了上去, 捅了孙的胸腹部几下。 孙发出凄惨的叫声。 第二天上午 10 时, 值班护士去查房, 发现孙趴在水泥床边一动不动。 孙被立即送往救护室抢救, 但 10 分钟后, 值班医生即宣告其死亡, 并填写了“猝死”的死亡记录。 受孙志刚家人的委托, 湖北文德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向兵作为辩护律师参加了5、 6 两日的庭审。 王律师感叹道, 庭上最大的感受是, 8 个被告的犯罪手段太残忍了, 听得人心怦怦直跳。 这 8 个被告与孙志刚在收容所同住一间房, 他们也都是非法收容进来的, 原本也属被害人, 但在护工乔燕琴的授意下, 对孙志刚拳打脚踢, 直打得他躺在地上求饶, 仍不住手, 真是太没人性了。“孙志刚的专业很好, 死得真可惜呀!” 王律师说, 孙志刚手很灵巧, 绘画、 剪纸、 雕塑、 刺绣样样都会。 我看过孙志刚的作品, 在武汉科技学院染美专业的毕业作品, 是他手绣的一幅蒙古包花纹图, 至今还被老师珍藏着。 【诉讼争点】 诉讼主要是围绕谁参与了殴打事件, 除了几名被告之外还有谁打过孙志刚?对于起诉书上指控被告们殴打孙志刚的内容, 被告们大多承认属实, 但又都齐声喊“冤”, 他们喊“冤” 的理由有三: 孙志刚在被他们打之前已被人打过, 被他们打之后也可能被别人打过; 他们的殴打只是孙志刚的一个死因而非全部死因;他们在打孙之前自己也挨过暴打, 他们是受了胁迫。 四川南都籍被告张明君称, 他其实是和孙志刚一样的受害者。 他只比孙志刚早进去几小时, 已挨过三次打。 当他被命令打孙时曾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打他?” 结果遭到李海婴的威胁“你不打就整死你”。“自己不动手就会被打”, 这是 8 名打人者都提到的辩护理由。 此外, 庭辩的焦点还有, 8 名被告的殴打行为是否是孙志刚致死的原因?律师们认为, 孙志刚的死亡有多种原因, 在 206 室被打可能只是多项因素中的一项,但其他可能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未能查明, 而且被告们提到孙在进入 206 室前已经挨过打的, 但未有此方面的调查。 由于在法庭上首次听到孙志刚被殴打的惨状, 孙志刚的父亲一度昏倒, 最后不得不提前退庭。 但孙父的委托律师王向兵旁听了整个庭审过程。 王律师认为,主审法官水平很高, 整个审理程序明晰, 条理清楚。 从庭审情况来看, 这 12 名被告被指控的罪名都应成立, 他个人估计应有部分主犯会被判死刑。 据悉孙志刚的父亲获得了巨额赔偿, 但其家人拒绝透露具体金额。 除以上几点外, 本案的诉讼争点主要发生在案件之外, 较为引人关注的是 “三博士上书” 与“五学者上书” 事件。 是这两件事情以及媒体将人们对于本案的关注引向了深处。 这里的深处主要指的是行政法规的合法性审查问题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5 月 14 日,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腾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的许志永 3 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 将一份题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建议书” 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3 位博士指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37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 9 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只能由法律设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 8 条和第 9 条规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只能制定法律。 因此, 1982 年由国务院颁布的收容遣送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 违反了宪法、 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 所以, 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进行违宪和违法审查。 该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 88 条第 2 款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第 90 条第 2 款规定, 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 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认为国务院 1982 年 5 月 12 日颁布的, 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建议。 2003 年 5 月 22 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瀚和国家行政学院何海波 5 人再次“上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 71 条赋予的权力,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 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 建议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说, 他们提交的这份建议书, 是在此前 3 位法学博士建议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提出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程序性要求, 以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从而进人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在建议书中, 他们着重论证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 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法理依据和法律思考。 该建议书的内容如下: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 动特别调查程序的建议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 湖北籍公民孙志刚先生, 于 2003 年 3 月 17 日 , 在广州受到公安机关的错误收容; 后在执行收容过程中遭残酷殴打, 不幸于 2003 年 3 月 20 日 死亡。 这一恶性事件经媒体的广泛报道, 已引 起全国民众极大的关切, 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亦给予了 高度重视。 当前, 在联合专案组的辛勤努力之下, 此案的调查工作取得了 暂时的突破性进展, 13 名 涉嫌殴打和指使殴打的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缉捕归案, 3 名 涉嫌渎职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然而, 该案存在众多的疑点。 例如, 调查结论在没有公布任何证据, 也没有以确凿的证据公开质疑最初报道的情况下, 就完全否定了 广州黄村派出所、 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打人的可能; 同时作为警察涉嫌打人的此案, 当地公安部门不应参与侦查, 但是本案中他们并未依法回避。 许多人认为, 当前公布的初步调查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更为重要的是, 孙志刚先生的遭遇并非偶然的个例。 民众的关切乃至愤怒反映了 对整个收容遣送制度的忧虑和不满。 收容遣送制度及其施行暴露出来的弊害, 如再不及时解决, 势必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们本着对孙志刚先生及其家属的关切、 对现已缉拿归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关切、 对中国实行法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事业的关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41 条确认的公民建议权, 我们特请贵委员 会考虑: 依照宪法第 71 条授予贵委员 会的权力, 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 对孙志刚先生遇害一案的经过、 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 进行独立、 公正和权威的调查。 具体理由和建议如下: 一、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必要性 宪法第 71 条第 1 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 并且根据调查委员 会的报告, 作出相应的决议。 ” 我们深知, 宪法的此项规定极为特殊, 若非“必要”之时, 无须启动这一重要程序。 只是, 基于下述事实, 我们不揣冒昧地以为, 特定调查委员 会的组织是极为重要的: 1. 孙志刚案已引 发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的普遍关注。 媒体是人民群众的眼睛与喉舌。 自 2003 年 4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 率先报道这一案件以来, 全国已经有多家报纸连续发布了 相关报道。 孙志刚先生家属曾经收到数百个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和一万多元捐款, 甚至还有华人从加拿大、 美国来电慰问。 2. 目 前的调查处理过程缺乏透明、 公正, 潜伏着更大隐忧。 3 月 20 日 孙志刚先生遇难以后, 面对其家属, 有些部门隐瞒事实真相、 推三阻四、 延缓查办。直到 4 月 25 日 (已历时 1 月 有余) 开始的媒体全面报道以后, 在中央和广东省领导督促之下, 才有联合专案组进行迅雷式的、 遍及 8 个省份的查捕, 才有 16 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 可是, 直到现在, 整个案件的真相并未明朗, 目 前暂时的调查处理结论也存有许多疑点。 此案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处理?是否有可能发生替人代过的情形?诸如此类的疑问, 已经由关注此案的民众提出。 可见, 当前的调查处理过程尚不足以取信于民。 公众渴望更为独立、 公正、 权威的调查程序和正义 的处理结果。 3. 孙志刚先生的遭遇并非偶然的个例。 孙志刚案受到广泛关注, 不仅仅因为案件本身没有在强调依法治国、 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情势下得到及时、 公正的处理, 更因为近年来类似孙志刚先生的事例频频发生, 滥用权力、 侵害人民权益的现象接二连三。 公众期待着这一渐趋普遍的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 4. 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令民众不满和忧虑。 孙志刚案和类似事例的连续发生, 恐怕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哪个或哪些恃强凌弱的个人。 迅速缉拿凶犯、依法惩办, 自 是理所当然, 但反省现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纵容行凶的漏洞, 也并非不是当务之急。 孙志刚案曝光以来, 连带着对类似事例的关切, 民众对当前的收容遣送制度, 产生了 不少的质疑。 收容遣送制度何去何从?是否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些复杂的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但任何解决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公众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二、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意义 针对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 不仅仅可以给孙志刚先生家属一个公道, 可以给全国人民一个负责的说法, 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 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1. 为个案公正和制度改革进行特定问题的调查,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在 2002 年 12 月 4 日 纪念宪法施行 20 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若是基于上述事实提供的必要性理由, 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 把人民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制度改革调查结合起来, 将是对宪法贯彻实施的极大推动。 2.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切实保护人民权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坚持和完善该制度, 对于人民权益的切实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邦国委员 长在 2003 年 3 月 19 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 曾经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庄严职责发表讲话指出, 立法和监督应当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立法是为了做到有法可依, 监督是为了 更好地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同时透过监督还可以发现法律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 从而促进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两个相互关联的、 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 将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切实保护人民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 3.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 标”,“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 总结自 己的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无论是在法治发达的国家, 还是在我国, 立法机关就特定问题进行特别的调查程序, 是行之有效的制度, 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其他法律程序的不足, 已经被经验证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 无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上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三、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具体建议 1. 关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具体建议 1987 年 11 月 24 日 颁布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议事规则》,在第 2 章“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之中, 规定了 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事项。 因此, 可以根据该规则, 提出和审查表决关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议案。 2. 关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决议 由于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有关决议以后及时公布, 向人民群众公开说明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的必要性、 调查委员 会的组成、 调查委员 会的职责以及调查委员 会的办事程序。 3. 关于调查委员 的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议事规则 》 未明确加以规定, 但可以参照1989 年 4 月 4 日 颁布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第 47 条的规定, 调查委员 会委员 由全国人大代表担任, 调查委员 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调查委员 会的组成要遵循回避原则。 4. 关于调查委员 会的调查事项 调查委员 会主要对下列两个重大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 (1) 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详细过程和结论; (2) 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制度改革。 之所以建议对有关国家机关的调查处理情况进行详细调查、 而不是直接调查处理案件, 是出于权力分工的考虑。 尽管目 前的调查处理过程差强人意、 存在不少疑点、 可能潜伏隐患, 但是, 一方面, 此案仍然应由广州市司法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进行调查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宜直接插手司法过程, 另 一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 会对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进行调查, 有助于促进后者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5. 关于调查委员 会的调查程序 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改革方案, 既可以要求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材料, 也可以委托若干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项研究。 适时地召开听证会, 听取有关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公民以及专家的意见。 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 可以在司法过程依照法定程序结束以后, 调取案卷审查, 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 听取有关国家机关的汇报, 并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 在调查过程中, 调查委员 会视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公布调查情况和材料。 在调查结束以后, 调查委员 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 并向人民群众公开。 五位学者认为, 通过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 把人们普遍关注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两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 将是对宪法贯彻实施的极大推动。 同时, 这也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切实保护人民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 【法律问题】 本案中所涉及的行政法问题主要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与抽象行政的司法审查问题。 收容遣送制度是由民政、 公安部门负责, 对于家居农村流人城市乞讨的、 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以及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员予以救济、 教育和安置的一种制度。 其法律依据是国务院于 1982 的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根据该法收容遣送的对象可分为三类【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 第 2 条】: 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 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 以及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 第 3 条则允许省、 市、 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根据该办法, 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 1982 年 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初衷是为了向城市中流浪的弱势人群提供救助的, 但在 20 多年的实施过程中, 收容遣送制度不仅被扩大化适用到更广泛的对象范围, 而且也用于救助之外的种目的。 可以说, 它的救助功能已经逐渐淡化, 而成为一种被各级行政机关用作维护社会治安、服务于城市管理的手段,异化为国家行政机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重要手段。 正是认识到收容遣送制度功能的这种异化, 加之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严重侵害了 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 法律界一直都存在取消这一制度的强烈呼声。 在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颁布之后, 很多人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 8 条第 5 款明确规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法律规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作为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文件, 显然没有权力作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 该办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相关规定。 然而, 国务院并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施行之后明确废止收容遣送的相关规定, 收容遣送制度还在各级行政机关保留着。这项制度的继续存在,直接导致了孙志刚案的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违宪审查的权力。第 67 条第 7 项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 因此才有了“三博士上书” 与“五学者上书” 事件。 其中引起的问题有: 普通公民是否可以直接“上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对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 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 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中也有相应的更加具体的规定: 公民的建议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 必要时, 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专门委员会认为被提请审查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 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 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 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 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如果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 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 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孙志刚案的发生, 再一次暴露了我们国家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领域存在的弊端。 我们国家现行的不少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是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制定的,体现着国家特定时期的一些特点。 其中一些过时的法规和规章与今天法治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也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孙志刚案由于种种原因得到了社会高度的关注, 因而其冤情也最终得以伸张。 但是我们说, 孙志刚案只是一个个案,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领导的批示、 社会舆论的监督、 法学专家的呼吁以及民情民意的激愤等, 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正途”。 惟有将一切行政法规、 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置于司法的监督制约之下, 也即让它们具有可诉性,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行政诉讼法》 自 1989 年颁布, 1990 年实施, 至今已 10 年有余。 经过这十余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大家基本形成共识: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该扩大。 其中, 抽象行政行为应该接受司法审查。 但是, 行政法学界对于何为抽象行政行为、 什么样的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问题则仁智各见, 莫衷一是。 这些法律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学理上予以深入探讨。 【法理分析】 在学理上, 行政行为按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参见胡锦光、 杨建顺、李元起著:《行政法专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3~ 56 页】,在我国, 其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分类, 也是这些分类中惟一对法律上的分类, 是“具体行政行为” 与“抽象行政行为” 的分类。 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的, 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对象是否特定、 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是否能反复适用。 抽象行政行为是一个学理概念, 具体是指行政机关对非特定相对人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且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国务院制定、 发布行政法规, 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部门规章,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 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人民政府制定发布地方规章, 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命令等行为。 在现行《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中, 具体行政行为可被提起行政诉讼, 而抽象行政行为则不然。 它们原本是学理上的称谓, 但自 1990 年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实施之后, 成为法律名词。 特别是“具体行政行为” 成为行政诉讼法确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 “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2 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11 条】” ③该法虽未正面提及“抽象行政行为”, 但一般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与抽象行政行为相比较而存在的,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12 条在排除人民法院对某些事项的管辖权时, 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事项中有一项是“行政法规、 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 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命令”, 这与学界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定义大致相同【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 第 144 页】。 区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对人民法院而言, 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 决定了其受理行政案件范围的大小; 对行政相对人而言, 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 决定了其提起的诉讼能否被人民法院接受。 鉴于近些年来, 人们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一项司法解释取消了原来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9 年 11 月 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1088 次会议通过, 2000 年 3 月 8 日 公布, 2000 年 3 月 10 日 起施行。 】, 但现实中抽象行政行为并未有进入司法程序。 抽象行政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监督, 这为世界各国的法治经验所证明。 在美国行政法中, 也有区分制定规章(rulemaking)与裁决(adjudication) 【Bernard Schwartz, Administrative Law, 3rd edition, Little,Brownalld Company, 1991, p. 632. 】。 但美国的法院对所有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可以审查, 不会因为是制定规章就不许法院插手。 英国是议会主权的国家, 其议会的立法是不允许法院审查的, 但是司法判例确认, 委任立法不同于议会立法,是议会授权给行政机关, 所以允许法院以是否越权作为标准对其进行审 查【 DavidFoulkes, AdministrativeLaw, 5thedition, Butterworths, 1982, Chapter 11. 】。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区分, , 分别指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和对具体事件作出处理的行为。 前者一般表现为法令、 条例, 法国曾经一度认为法令、 条例与法律效力相等, 因而行政法院不能受理针对这类行政立法的案件, 但现在的法国,凡对行政立法的合法性有争议时, 原则上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 由行 政法院确认该行政立法是否有效。 理由在于人们现在认为, 行政立法不论其效力如何, 仍然是行政行为, 除了部分紧急情况条例外, 所以针对行政立法的案件都可以由行政法院受理【 See L. Neville Brown & John S. Bell,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 1998. 】。 德国、 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其抽象行政行为同样可以接受司法审查【参见傅思明著: 《中国司法审查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50 页】。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余年来, 通过对案件的公正处理, 切实起到了监督行政权的滥用及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法制状况并不完善, 所以在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显得比较窄, 但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这种模式显然不能适应近几年社会发展及公民高涨的民主意识。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予以更全面、 更规范和更有效率的法治监督提到了我国法制体系完善的日程上来。 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能否接受司法审查, 对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权的运用、 应对 WTO 规则要求、 塑造法院的权威、提高人们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能以此为突破,尽快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列, 将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丰富我国的宪政架构。目 前中国各地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有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 法院认为被告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在判决书中直接确认其合法, 例如,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在徐立平诉邛崃市民政局一案的(2000)成行终字第 85 号行政判决中认为,“被告民政局在本市未制定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情况下, 参照成都市民政局、 财政局联合发的《关于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的成民发[1999]160 号文件。 该文件与现行有效的法规不相冲突, 经审查内容合法, 被告民政局即依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参照邛崃市人民政府的邛发[1998]91 号文件, 以及成都市民政局、 财政局制定的成民发[1999 血 60 号文件的规定, 作出原告一户不符合邛崃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象的条件的决定, 适用的法律、 法规正确。”在该判决中, 成都中级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了审查, 并且确认其合法。 第二, 法院认为被告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 在判决书中作出一定的评价, 并指出被告应当适用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 但法院在作出这种判决的时候,往往非常谨慎地表述, 否则可能会被视为超越了司法审查权, 而遭受来自人大或行政机关的压力。 例如,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法院在商丘市原实业总公司诉商丘市技术监督局一案的(1999)商梁行初字第 62 号判决书中, 认为被告适用的《河南省查处生产、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 的有关规定与产品责任法不一致, 并认为, “在法律、 法规不相一致时, 行政机关应本着高法优于低法的适用原则, 正确地援引法律、 法规, 这是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要件之一。 本案中, 被告未遵循这一适用规则, 属适用法律、 法规不当。” 该案作出判决后,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法院曾被认为超越司法审查职权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 后因最高法院出面协调方得平息。 第三, 是在司法实践中, 大多数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回避了这个问题, 即不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认定, 而直接适用高层阶的法律规范。 法院采取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基于其是否具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权的顾虑。事实上,法院在适用高层阶的规范性依据时, 已经对不适用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 只是没有在裁判文书中表述而已。 一、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范围 目前,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的范围, 学术界提出了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是行政行为都应接受司法审查【参见罗文燕: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思考”, 载《杭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6 期;邵俊武: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1997 年第 l期; 董晓波:“论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 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2年第 2 期, 等等。 其中邵俊武同时又认为: “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而为的抽象行政行为, 因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机关将部分立法权的暂时的、 部分的转让, 其行为是代表机关的行为, 具有临时法律的性质, 故人民法院无权对其进行司法审查。 ”】。第二种意见认为只对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 【参见崔卓兰: “行政规章可诉性之探讨”, 载《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1 期; 吴幼珍等: “抽象行政行为能否提起诉讼的探讨”, 载《政治与法律》 1997 年第 2 期;易继松等:“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司法审查制度重构”, 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6 期; 彭建民: “对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探析”, 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都玉霞: “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浅析”, 载《政法论丛》 1998 年第 2 期, 等等。 他们首先肯定了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又建议“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 将行政规章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与具体行政行为一并列入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其认为“存在的问题多、 部门保护色彩浓的主要是出现在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不仅制定数量大, 而且一旦颁布则少有机关根据情况整理与及时废改”, 规定由司法机关对之进行经常性审查十分必要。 】。 第三种意见是只对行政法规、 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参见高鸿: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载《法律科学》 1997 年第 4期; 高鸿: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载《行政法学研究》 1997 年第 3 期;闫桂贞: “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 载《行政与法制》 2000 年第 7 期; 林文清: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 法审查”, 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年第 3 期; 王良钧:“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误区的探析”, 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4 期, 袁汝海: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行性”, 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2 期; 江必新:“WTO 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载《法律适用》 2001 年第 3 期, 等等。 在闫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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