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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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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 新卖桔者言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卖桔者言/张五常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86-1885-2 Ⅰ.新… Ⅱ.张… Ⅲ.经济学—通俗读物 Ⅳ.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1486号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只限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发行销售。 新卖桔者言 XIN MAIJUZHE YAN 著  者:张五常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承 印 者:北京 开  本:880mm×12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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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卖桔者言/张五常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86-1885-2 Ⅰ.新… Ⅱ.张… Ⅲ.经济学—通俗读物 Ⅳ.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1486号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只限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发行销售。 新卖桔者言 XIN MAIJUZHE YAN 著  者:张五常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承 印 者:北京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2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885-2/F·1881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阑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辛弃疾《水龙吟》 目  录序引言:《新卖桔者言》的构思一、旧《卖桔》原文(七篇)卖桔者言养蚝的经验会走动的资产私产可养鱼千里如诗如画的例子灯塔的故事科斯的灯塔二、神州初放(两篇)中国大酒店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三、谬论与定律(七篇)荒谬的“定律”——兼与林行止商榷走火入魔的“风水派”博弈理论的争议讯息费用与类聚定律欺骗定律:咸水草与淡水蟹上河定律从中国发展学得的工资定律四、街头巷尾的徘徊(六篇)风雨时代的钞票从浅观察看深问题从玉石市场看讯息费用香口胶的故事打假货是蠢行为吗?炒黄牛的经济分析五、独裁的游戏(五篇)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为微软说几句话独裁、民主、市场——给阿康与何洋上一课“大”与“赌”跟“喜功”不同 下星期上海不堵车广州巧设空城计六、国际贸易的棋局(六篇)日日贸易的启示配额:前车可不鉴乎?出口从量税的经济分析薄熙来兵三进一从日本的经验看地球一体化的不幸形势闭关自守也无妨!七、从农民到燕子(五篇)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与农妇一席谈佃农专家倒霉记从造园林看中国农民的产出成本——再评新劳动法燕子风水说八、土地的使用(两篇)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猪价与楼价:评中国的土地政策九、劳动合同的剖析(七篇)从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论新劳动法的困扰劳动合同的真谛从穿珠子看新劳动法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北京要利用县际竞争处理劳动法十、考古说(六篇)经济大师考古记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始皇陵墓的经济分析学问无界说:我可没有带着锄头跑到西安去!龙的故事《千字文》想象考十一、启示录(三篇)海啸的启示从全球暖化说人类灭亡 世界末日好文章十二、结语篇从卖桔者的角度看经济大师的贡献中信Kindle热书榜 序这本书用闲话家常的文字来处理司空见惯的现象。记得在旧《卖桔者言》的某次再版的引言中,我说该书的普及是因为它不“科”而教。这是区区在下的独得之秘,当然保存着。当年可没有想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老人家还是宝刀未老。用真实世界的例子示范怎样解释世事,卖桔者的方法牵涉到的理论不多,也浅,不需要真的学过。意之所之地魂游四方,怎样观察,怎样调查,怎样思考,怎样推理,怎样验证,或多或少地说了一些。为了争取比较全面的示范,我把题材分十二组处理。有些题材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系——例如《考古说》那一组——但处理的方法一样,是科学的方法。学问者,玩意也。既然是玩意,学问有趣。奇怪,同学们往往不懂得怎样玩。为何如此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不便说也要说的,是“成见”这个问题。学问这门玩意要为真理而执着,但成见避之则吉也。清除成见的法门是天真,而天真是对世事保持着长生不老的看法。读者能够每次看同样的事,或面对同样的问题,仿佛是第一次遇上吗?不知道怎样教清除成见的法门,但自己容易做到。我喜欢走进自己的天地。朋友不少,但我喜欢争取独自遐思的空间。仰慕戴维德,他家中没有电视。我家中有电视,但自己不懂得怎样按掣打开。是在广西逃难时培养出来的品性吧。当时七八岁,我喜欢独自在田野呆坐到夕阳西下,胡乱地想着些什么。这习惯今天不改,只是呆坐的地方是舒适的房子了。我想,每次这样做是把自己的脑子清洗一番,成见于是不驱而散。这可能是某些宗教的哲理,但我可不是个和尚,或什么禅师的。天下美女如云,老人家这里那里总要偷看一眼。这集子的文章动笔的时间逾四分之一个世纪,读者因而要注意每篇发表的日期。今天步入中年的国内朋友当时还是小孩子,感受不到昔日的辛酸。就是笔者重读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新奇的、以实例示范产权及交易费用的重要性的文章,或神州初放时表达着的一丝希望,自己也有无限的感慨。当年可没有想到,为这丝希望我后来以中文写了几百万字。张五常二〇〇九年圣诞 引言:《新卖桔者言》的构思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八四年经《信报》出版的《卖桔者言》是我平生最畅销的书,重印或再版的次数算不出来了。同学们喜欢读。几年后四川的内地版删除了好些文章,几万本一下子卖清光,是什么原因不再印我懒得听,也懒得管。据说四川之前内地曾经有手抄本,也据说曾经被选为若干本影响力最大的书之一。当年的《卖桔者言》今天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着了。仿佛长大了的孩子离家而去,为父的怎可以管呢?该书的名字取自明人刘伯温的《卖柑者言》,改一个字。刘前辈没有真的卖过柑;我却真的卖过桔。《卖桔者言》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选出来作为书名。虽然书中的文章一般可读,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顾,读者最喜爱的还是那篇《卖桔者言》。有点新鲜感吧:一位大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有证有据地推翻了经济学传统的大名鼎鼎的价格分歧理论。你说过瘾不过瘾?《卖桔》一文对同学们的感染力使我意识到经济学应该怎样处理才对,而这些年我也往往朝着这方向动笔。然而,有不少其他较为迫切的话题——例如关于中国的经改——《卖桔者言》那类作品就少写了。有时为了一抒胸怀,我喜欢写些与经济扯不上关系的散文。今天回顾,在专栏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错了一着的。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下称博管)被邀请到四川一个名叫自贡的地方讲话,讲我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事后告诉我,自贡很多青年学习我的经济学,因为认为可以用。听来有点夸张,但博管跟着在网上发表她的自贡之行后,其他地方的读者的一般响应也说在学张五常的经济学,又是因为认为可以用。这就带来一些重要的问题。学经济不是为了可以应用吗?不是有数之不尽的书的名目说是“实用”或“应用”的经济学吗?为什么博管的自贡行惹来的回响,只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可以用,没有提及其他?我自己当年学经济当然希望可以用,而跟着老老实实地用个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学得然后改进了的,没有考虑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么会在应用的实践上我走的路跟行家们走的有那么大的分离呢?为这些问题我想了几天,得到的解释是大家在科学方法上有分歧。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行内众君子写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的构思界的例子作示范。我是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己认为是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然后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看似相同,这二者其实有大差别。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这是求对。后者呢?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研究的人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这是求错。找不到反证的实例,理论就算是被认可(confirmed)了。理论永远不可以被事实证实(cannot be proved by facts),只可以被认可(can be confirmed by facts)。找不到 事实推翻就是认可,这是科学方法的一个重点,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有详尽的解释。我要读到博管同学的自贡行带来的回响,才察觉到“求对”的科学没有多大实际用场。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了理论之后才把实例塞进去,这样处理的工具很难学得怎样用。不客气地说,写“实用”或“应用”经济学的君子们,大多数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用。先搞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论作解释。第二方面,也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我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只此而已。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这里不细说。要说的,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一定要是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没有科学的解释力。是的,在经济科学的范畴内,我连行内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欢翻为“功用”)也不用。这个边沁发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实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专家们无疑可以加进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转到真实世界他们失误频频,很尴尬的。另一方面,科学的起点总要有些不是实物的概念或假设为起点。多个香炉多只鬼,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没有其他。拿着自己熟习的需求定律(其中“价”的转变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非实物也),集中于局限转变来解释世事。原则上局限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时很困难,但原则上可以观察到。不久前发生了一件有点尴尬的事。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学会(RonaldCoase Institute)的年会今年在厦门举行,邀请我讲话。我回信说:“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失望,你们的会员可以接受严厉的批评吗?”对方的回信简而明:“我们乐意听到批评。”我于是给他们一个讲题:We Cannot Test What WeCannot See:The Disastrous Stat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翻过来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这是针对满是看不到实物的术语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了。想不到,老人家科斯听到我建议的上述讲题时,吓了一下,几番叫他的助手来信,希望我能对新制度经济学客气一点。老人家恐怕我历来开门见山的品性,会开罪一些搞新制度经济学的、巴泽尔曾经戏说是写术语字典的高人。其实任何场合邀请我讲学术,我不会想到真理之外的事。在同一天的早上,为厦门大学的同学们讲话,我建议的讲题是“再谈经济学的穷途末路”。自己老了,还可以指导同学的日子无多,不容许我在真理上左顾右忌,讨价还价。上述的尴尬事件,使我对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在《信报》发表的《卖桔者言》重视起来。此文从亲历其境的现象观察起笔,然后带到有关的经济理论去。我很有点后悔二十多年来没有多写这类文章——虽然写过不少。我于是想到编一本《新卖桔者言》,选出大约六十篇从观察现象开始然后引进理论或假说作解释的文章。这样的结集会帮助那些对实用经济学有兴趣的同学。一九八四初版的《卖桔者言》那本结集,今天还在发行的有五十四篇文章。不是说该结集中的《读书的方法》、《发明专利》等文章不可读,而是与《卖桔者言》那篇性质类同的我只能在该旧结集选出七篇有足够实力。其余的要保留在 旧结集中。换言之,构思一本《新卖桔者言》,我要找五十多篇性质类同的文章加进去。不容易,花了几天大略地翻阅了二十多年来的文章,认为有机会可以凑够。为恐凑不够有足够实力的,我希望在一两个月内多写几篇。怎样想就怎样动笔,几天前发表的《打假货是蠢行为吗?》是一例,可以收进《新卖桔者言》。这也好让同学们知道,地球上的有趣现象多得很,只要能放开自己的好奇心,没有成见,可取的题材俯拾即是。需要的理论根底,懂得选读物两年的苦学足够。其实只细读我写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足够,但我打算明年全面大修这套书。需要长时日,近于永远不够的时日,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或真实世界观察,不断地尝试以学得的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构思《新卖桔者言》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训练同学们的观察力,训练同学们的想象力,训练同学们用简单的经济理论与概念来解释表面看是复杂无比的世界。只要同学们能用心尝试,客观得像火星人看地球,他们会体会到经济学是有趣非凡的学问。 一、旧《卖桔》原文(七篇)卖桔者言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经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市场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无意间我成为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某些行业上成为准专家的经济学者不少。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很难站得住脚。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跟一般行家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观点起于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数据,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是我的兴趣是在乎调查研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文章很失望。他们如果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会写信来查问所得。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是极快、极大的。变动的方向大致上大家预先知道。一千块钱一棵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但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出错,上好的桃花哪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什么分别?同样一枝花,有人用二百元买也有人用五十元买,是否浪费?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既困难又重要。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决定在年宵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因为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五元清货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二百多盆,每盆成本四十,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八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是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好几倍。我和两个朋友与几位学生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了。全部卖出不一定有钱赚;赚钱与否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二百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每盆五十五元(最高八十元,最低二十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大有所值! 九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一般顾客知道年宵市场是讨价还价的,实行不二价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数据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八十元,最低六十元出售。十一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七十元。这小时顾客最多,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讲价较繁。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三十元。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discrimination)。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也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如果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义。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说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定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公布自己的买价。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e1astici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较低。这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础上有很大的错误。这错误不容易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施蒂格勒(G.Stigler)教授不同意这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施蒂格勒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格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存在,不同的边际价值总要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施老兄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带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值得在这里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材的困难实在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养蚝的经验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些朋友批评我过分固执,不肯对我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让步。这批评我引以为荣。学术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错了的,我欣然承认。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让的。其实,这些朋友的批评主要只有一点。这是二十年来我坚持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不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不重要。我坚持的观点很简单:任何经济理论,如果含意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如果海滩是公众用的,任何人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如果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什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用什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什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而惩罚多少又以什么准则来决定的?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的。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会亏本。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可以相信政府是万能的呢?怎可以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可以相信他们的错误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是养蚝胜地,可不是因为那里天气适宜养蚝。相反,那区在美国西北,水温冷,不适宜养蚝。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到伤害;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会减慢。为什么华盛顿州是养蚝的胜地呢?主要原因,是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所以这地区虽然海水奇寒,不适宜养蚝,但在那些海水较暖的海湾,养蚝者比比皆是。华盛顿州的胡德海峡(Hood Canal),长而狭窄,两岸有山,海峡有尽头,所以海水较暖。海滩既是私有,养蚝是海边房子拥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峡,公众可用的海滩,蚝就很难找到了。我爱海,也爱静,所以八年前在那里的海边将一栋旧房子连海滩一起买下来,作度假用,也就成为一个养蚝者。胡德海峡潮水的涨退,最高跟最低相去十七呎;最适宜养蚝的只是其中涨退相距四呎水位的海滩。若海滩斜度较大,好的蚝床面积就较小。因为这海峡的沿岸房子林立,每户人家所拥有的蚝地只有几千呎。这一带的养蚝者大都不商业化,养的蚝贵精不贵多,一般长大较慢的品种,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滩较平坦,所以养蚝特别多(大约三万多只)。蚝培养三五年可食,我每年大量送给朋友仍可保蚝床不变。 私人的海滩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们还可看到开了的蚝壳被有计划地放回滩上(让小蚝附壳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开蚝(让蚝中液体的营养留在原地);蚝与蚝之间有空隙(让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会吃蚝的)。这些小心翼翼的行为,没有私产保障,怎能办到?商业化的蚝场,蚝床面积以英亩计。被选用的海滩皆极为平坦,海水浅而风浪不大的地方。商业养蚝的品种是长大较快的。养蚝者用竹枝插在浅水的蚝床上,作为产权的界定,也用以作为收获分布的记号。有不少商业蚝场的海滩是租用的;也有些海边住户将蚝滩卖掉。如果你要在华盛顿州的海边买房子,你要问海滩属谁?海滩的私地是以哪个潮水位量度?若你见海滩有蚝,你也要问,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滩是租了出去的,你要再问,租蚝滩的合约中有没有容许业主采食少量的蚝?养蚝者有没有权走过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产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黑白分明的。香港流浮山的蚝场,污染程度确是惊人。蚝本身是不会产生污染的;污染是产权界定及合约的问题。据我所知,香港法例不容许海滩私有。如果不是在某程度上流浮山所养的蚝是私有的,蚝场不会存在。我对流浮山蚝滩的产权结构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论文的好题材,希望有研究生能作点学术上的贡献。蚝不一定是要在浅水的海滩上繁殖的。用绳子及竹枝将蚝种吊在较深水而又较清洁的海湾繁殖,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有效方法。香港海水够暖,政府应考虑出租海湾给养蚝者。但以吊蚝的方法繁殖,风浪大就不行。在香港,可以避风的清洁海湾恐怕不易找到了。谈及在内地投资,我异想天开,想租用南中国海养蚝的经验某些适合的海滩,商业化养蚝。在滩上养蚝,风浪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内地能对蚝的私产权利加以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投资。 会走动的资产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鱼是会游动的;跟牛羊不同,鱼身是很难标志记号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为没有人肯饲养,往往要走到很远觅食,几乎被猎者杀得一干二净。科斯曾对这些水牛的产权问题作过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发表。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鱼,产权的保障有特别的困难。但飞禽毕竟不在水面下生活,较为容易看见,所以食用价值较高的,早已给人养乖,作为私产了。在美国时一位朋友猎得野鹿,分了些肉给我,并盛赞鹿肉比牛肉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驳:“怎么可能呢?若鹿肉胜牛肉,人们怎会养牛不养鹿?”海中的鱼,难以捉摸。有些市场价值很高——例如三文鱼(即鲑鱼)——生长期间要远渡重洋。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海鱼不能界定为私产,无法加以保障,所以海鱼也就成为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题。在课室里,经济学老师要表达界定私产的无能为力,免不了举海鱼为例。海鱼若没有界定私产的保障,捕钓的人数会增加,鱼网的孔会较密,而孵养小鱼会受到忽略。鱼的产量就会变得愈来愈少了。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渔场都订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这些法例的形成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要解释法例的成因不容易。尽管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产的保障,政府以法例约束行为理所当然,我却未曾遇过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很难分辨界定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为鱼会游动,抑或是因为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证明了地产的私产制度的施行,中国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以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明显地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研究中国农业时,我很佩服中国人养鱼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养鱼。鱼可为稻田增加肥料;鱼收获后,又再种稻。农业上,轮植的合并选择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我跟进过的数十个轮植的方式中,鱼与水稻替换最富想象力。这法门可能是中国独有。不知这传统智慧是否还保存着。淡水鱼我自己也养过。我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房子的后园,有一条小溪横过,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溪水所经的地形及树荫环境,很适宜养鳟鱼(trout),所以渔农处很例外地批准我将后园的小溪加阔加深,建成鱼塘,也发给我一张养鱼的商业牌照。这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溪水属流动的资源。溪虽属我,但溪水却是公产。要不是我造塘的地点极宜养鳟鱼,溪的下游再没有其他人家,改小溪为鱼塘是很难获准的。在美国,很多公产差不多是公众不可用的。在耕种或畜牧地带,流水的产权有着颇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带,流水没有产出的用途,产权的界定就被忽略了。要举界定私产无能为力的例子,经济学者一向避谈淡水鱼。但“海鱼不能保障为私有”却是个一般性的定论。这个定论,香港的经验是反证。以浮笼在海湾养鱼 在香港盛行。香港的海非私产: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体要跟船一样,久不久要移动的。可能是因为香港海里的鱼被人捕钓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鱼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鉴于市场的需要,容忍现在以浮笼养鱼的行业。详细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蚝场一样,浮笼在海上养鱼也是个论文的好题材,大学的经济研究生还等什么呢?假如在香港目前许多早已没有鱼可钓的海湾内,捕钓的权利被界定为私有,又让这私有权利的拥有者负担费用去禁止非法捕钓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湾的产出要比浮笼的方法有效。浮笼养是海底鱼(bottom fish)。这类鱼虽会游动,但若找到有好的栖身之所,牠们不会远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湾作养鱼之用,给予租借者一个可以禁止他人捕钓的权利,养鱼者可在海底设置引鱼的物体,在海上放鱼种,在海底下饲料,即使海湾大为开放,鱼也不会逃走。这方法可减少污染,可不阻碍海面的其他活动,可令鱼采食海中的其他食料,鱼肉也较鲜美。鲨鱼的干扰是一个问题,但总有解决的方法。从我和朋友在美国合资引鱼而钓的经验得知,石斑最喜欢的是大水泥渠——破烂了的弃渠更好。将这些长短不一的渠多量地放入海中,几个月后,附渠而生的物体已是鱼的食料;再加饲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驱之不去的。鱼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旧不堪的废船,沉于海底也行。其他比石斑活泼、游得较远的鱼,私产的保障可能要用几个相连的海湾。石斑呢?只要“好食好住”,牠们差不多是“不动产”。这其中有一个使渔业经济学者难以自圆其说的含意:愈是容易给人捕钓清光的鱼,私产保障的费用愈低。私产无能为力的话是不可以乱说的。有了禁止他人任意捕钓的权利,租用海湾养鱼的人可请人巡更,费用应该比现在维修管理浮笼的费用少。当然,收获时的捕鱼费用要比浮笼的方法高,但把香港海湾的鱼捕钓光了的人总有相宜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由养鱼者自己捕钓。开放渔场给垂钓者享受,过下钓瘾,但钓得的必定要买,价以重量计,怎会不客似云来?要防止钓上太小的鱼,规定鱼饵的选择就行。这种取价不取鱼的方法可不是我发明的。远渡重洋的鱼又怎样呢?下一篇文章我会再作分析。 私产可养鱼千里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话说在美国华盛顿州时,我把海边房子后园的小溪改成鱼塘,饲养鳟鱼。小溪经过鱼塘,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塘边有树荫,溪水有大量氧气,且水温寒冷,我养的鳟鱼从不生病,养到最大时每条有五磅多重。每个好鱼者都有自己的“鱼的故事”。饲养鳟鱼后,与朋友聚会闲谈中,若有提起鱼的,我爱谈养鱼,不再言钓。一个冬天的清晨,我漫步塘边,俯望塘中,竟然见到一尾二十多磅的三文鱼(即鲑鱼)在那里休息。这种以远渡重洋而闻名于世的名贵食料,可不是我养的!定神一想,即明其理。这巨大的三文鱼一定是若干年前在我后园小溪的上游出生,在海洋长大后,依着这种鱼的天性,回到出生之处,小溪改成的鱼塘是它必经之地了。对这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不速之客,我毫无杀生之念,只想着它可能到过的遥远的地方,笑问客从何处来。私产的拥有者永远本性难移,打生产的主意。这三文鱼的出现证明了那鱼塘是适宜孵养小三文鱼的。在塘中养鱼饲料昂贵,而太平洋的饲料却取之不尽,我何不在塘中孵养小三文鱼,养到四五吋时,数以千计的让它们随小溪流入海中。几年之后,鱼在海洋长大了,只要有一两成游返鱼塘,盈利相当可观。就算只得十数尾回归,蚀了本,也可赢得一个值得炫耀的“鱼的故事”。想做就去做,我立刻查询有关孵养三文鱼的数据。殊不知一查之下,竟然发现有资本家早几年捷足先登,养鱼千里凌波去。他们对孵养三文鱼的研究之深,技巧之妙,令人拜服。可惜他们不仅受到政府法例的干预,也受到压力团体的诸多留难。撇开香港少量而昂贵的海鲜不谈,三文鱼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鱼类。这种鱼在淡水河流出生,在海洋长大,可以游到二三千哩以外的地方。在海洋觅食三至七年之后(按鱼类而别),仍能生存或未被人捕钓的,会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从不出错。回到了出生的河床,产卵之后,鱼会谢世。三文鱼曾在大海搏斗,气力甚大,回归时不到目的誓不休。逆流而上之际,鱼拼命跳,不半途往往弄得遍体鳞伤,鱼肉变质,市场价值下降。捕钓三文鱼的人要在海中或离河流入口不远的地方下手。在大海捕钓三文鱼,费用高——这些鱼不会在一个地点逗留多日。但在河口的必经之地,用网捕捉易如反掌。更容易的方法,是在河口建造一条只有数呎阔的鱼梯(fish ladder),让鱼只能从鱼梯上河,回归的鱼就成了网中鱼了。问题是,如果任人随意在河口捕鱼,很容易捕得过多,鱼量会变得愈来愈少。但如果三文鱼的产出是私营的,那么为着图利,养鱼者会顾虑到将来的产量,捕捉会有分寸,而孵养小鱼也会大费心思。问题是,私营者在河口捕鱼,河口的产权属谁呢?就算河口是私产,我们又怎能确定私营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放出去的鱼?进河的鱼可能是野生的。政府要提倡渔业私营化,方法简单。第一,让河口的捕鱼权利界定为私有;第二,让河鱼的产权界定为私有;第三,禁止渔民在海中网捕三文鱼。此法一行,三文鱼的产量一定激增,捕鱼的费用大幅度下降,鱼的市价起码要下降一半以上——这些都是专家们研究后认同的效果。但现有的渔业法例,一般是基于古 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加上渔船的拥有者及渔民的不断左右,政府不仅对在河口捕钓有多种管制,就是在大海里,那些效率高或费用低的捕钓方法,皆被禁止也。非私产的矛盾比马克思想象的大得多。海鱼既非私有,船主与渔民各有各的立场。前者要减少渔船牌照,后者要减少渔民的数目,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劳力的捕鱼方法。于是乎公会对立,各执一词,结果是法例增加了捕钓的费用。费用增加,捕获的鱼量当然减少,这正投了要保护鱼类的压力团体的所好。受害的是消费者。前面提及的“资本家”,是有名的私营林业公司,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好些小溪及河流。七十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百分之五以上的鱼回归。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百分之十五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然设计用大船浮于海中,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三几家其他公司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惹来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海鱼而增加网捕所得,但长此下去,鱼价会大幅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渔民及船主于是群起而攻,反对私养。他们赢了官司,阻止了私养私产可养鱼千里三文鱼的继续发展。目前只剩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在俄勒冈州以北的华盛顿州,繁殖三文鱼更为适合。可惜较早时有另一场官司,使私养三文难以施行。这是印第安人与白种渔民之争。前者胜诉的结果,是在华盛顿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鱼。这个民族在土地上一向没有私产,所以他们本身是难以私养三文鱼的。我自己要在华盛顿州孵养三文鱼的困难,有一点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给我清楚的法律解释。依照法例,我没有权在溪水出口处捕捉回归的三文鱼。但溪水出口的海滩是我的私产,也依照法例,我是有权禁止印第安人在那里捕鱼的。究竟法律上我能否雇请印第安人代劳,也是难以肯定。我的“鱼的故事”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无论官司怎么判,压力团体的势力有多大,经济的需要迟早会显现出来。以私产养鱼千里的渔业革命,只是时日的事。只要有某些适宜养三文鱼的地方,实行渔业私产化,那么现有的华盛顿州及俄勒冈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中国东北部的河流,可能适宜孵养三文鱼。国营虽及不上私营,但总要比野生的产量大得多。孵养三文鱼的科技十多年来因为私营而突飞猛进,这是值得中国渔业界注意的。在适当的情况下,养鱼千里是本小而利大的生意。(五常按:此文发表后不久,美国西北部的海湾出现了以浮笼饲养三文鱼的方法,使该鱼的市价大幅下降。环保人士与捕钓渔民群起反对,吵得一团糟,我可没有跟进其后的发展。) 如诗如画的例子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在经济学上,用以描述市场失败的例子中,有好几个如诗如画,令人难以忘记。久而久之,这些例子成为某种经济问题的象征,行内任何人一提便知。庇古(A.C.Pigou)的大地如茵的禾田例子,令人向往;但很不幸火车要在田间经过,火花飞到稻穗上,造成损害。因为火车的使用者没有给种稻的人予以补偿,社会的耗费(包括稻米的损害)没有全部算在火车成本之内。在这情况下,庇古认为政府是应该干预的。关于庇古对社会耗费的分析,科斯(R.H.Coase)一九六〇年力斥其非。其后就有了足以万世流芳的科斯定律。科斯的两位好朋友——施蒂格勒(G.J.Stigler)和阿尔钦(A.A.Alchian)——一九七一年同游日本。在快速的火车上,他们见到窗外的禾田,想起庇古与科斯之争,问火车上的管理员,究竟车轨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了。管理员的回答正相反:车轨两旁的禾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庇古已作古,不能欣赏后人的幽默;施蒂格勒和阿尔钦却不肯放过科斯。他们联名给科斯一封电报,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律的大错!”十年过去了,一九八一年,科斯要退休,我们二三十人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聚会,向科斯致意。施蒂格勒被选为在宴会后代表我们的致词者。这是再适当不过了:施蒂格勒说笑话的才能,比起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难分高下。大宴将尽,致词之时快到,施蒂格勒突然跑到我身旁,在我耳边轻问:“你记不记得十年前我告诉你在日本的有关科斯的笑话?”我稍一定神,也悄悄地回答:“火车与飞鸟!”施蒂格勒大喜,毫不犹豫地走上讲台致词:“我要感谢张五常,他提起我在日本时的一件事……”以他说笑话的本领,哄堂大笑在所必然。由于笑声震天,有些在座的人竟然以为日本禾田地价的例子是我提出的。较早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米德教授(J.E.Meade),曾以蜜蜂及果树百花齐放的例子赢得永恒。这例子使人想起花的芬芳、蜜蜂的翻飞、蜜糖的纯洁,衬托着大自然的风和日丽,怎会不令人陶醉,难以忘怀!米德的分析,是养蜂的人让蜜蜂到苹果园采蜜,却没有付花中蜜浆的价钱给果园的主人,这会使苹果的种植太少,对社会有所不利。另一方面,蜜蜂采蜜时,无意中替果树的花粉作了传播,使果实的收成增加,但果园的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所以蜜蜂的饲养不够多,对社会也有损害。因为得益者可以不付价的缘故,市场是失败了。以米德及一般传统经济学者之见,政府是既应该津贴果树的培植,又应该津贴蜜蜂的饲养者。在逻辑上,没有价钱收益的服务或供应,当然是要比有收益的为少。但不付代价的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害,或是否导致浪费,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断定的那么简单。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向读者解释这点困难。逻辑归逻辑,事实是另一回事。事实上,究竟养蜂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花中的蜜浆?植果树者是否不用付钱去买蜜蜂替花粉传播的服务?花粉的微小,蜜浆的量度困难,蜜蜂的难以捉摸,在一般人看来,要论市价实在是无稽之谈。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我跑到有“苹果之都”之称的华盛顿州的原野及果园追查究竟。只用三个月的工夫,我不仅在事实上证明了蜜蜂的服务及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更令人叹服的,是这些市价的精确,比起我们日常一般商品的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于是用《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是一本古典名著的原名)这绝妙好题作文章,反驳米德教授及他的附和者的论调。成竹在胸,下笔时文气如虹。我见蜜蜂及果花的例子是那么诗情画意,写来流水行云。但真理毕竟是真理。在带球进攻,过关斩将之后,到“埋门”之际,岂有不起脚扣射之理?在结论中我将诗画抛诸脑后——“凯恩斯曾经说过执政者的狂热是从经济学者的理论蒸发出来的。不管这见解是对还是错,事实却证明了经济学者的政策理论往往是从神话中蒸发出来。为了要推行政府干预,他们没有下过实证的工夫,就指责市场失败。鱼类及飞禽不能保障为私有,是他们的一个随意假设;要在某些资源上废除私产,他们就献上‘天然资产’之名。土地的合约一向是被认为不善;在教育、医疗方面,他们认为市场运作是会失败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蜜蜂的神话。”“在这些例子中,我们不能否认若有交易费用或产权保障费用的存在,市场的运作会跟没有这些费用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府的存在对经济有贡献。但任何政府的政策,都可以轻易地以减少浪费为理由来加以支持。只要假设市场的交易费用够高,或假设政府干预费用够低,推论就易如反掌。但随意假设世界是如此这般,这些人不单犯了将理想与事实作比较的谬误,他们甚至将理想与神话相比。”“我不反对米德及庇古的追随者采用蜜蜂的例子去示范一个理论上的观点——在不需付代价的情况下,资源的使用当然有所不同。我反对的,是那些置事实于度外的分析门径,那些纯用幻想去支持政府干预的方法。以这种方法作研究所得的著作,对我们要增加了解经济制度运作的人来说,是毫无裨益的。”在下一篇文章,我将会向读者介绍另一个如诗如画的例子。 灯塔的故事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灯塔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的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远在一八四八年,英国经济学家密尔(J.S.Mill)对灯塔有如下的分析:“要使航海安全,灯塔的建造及维修需要政府的亲力亲为。虽然海中的船只可从灯塔的指引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不能办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方法,否则灯塔会因为无私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一八八三年,西奇威克(H.Sidgwick)将密尔的论点加以推广:“在好几种情况下,以市场收费来鼓励服务供应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重要的例子是某些对社会有益的服务,供应者无法向那些需要服务而又愿意付价的人收费。例如一座建在适当地点的灯塔,使船的航行得益,但却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到了一九三八年,庇古(A.C.Pigou)当然也不放过“灯塔”。庇古是以分析私人与社会耗费(或收益)的分离而支持政府干预的首要人物。灯塔的例子正中他的下怀。庇古认为既然在技术上难以向船只收取费用,灯塔若是私营的话,私人的收益在边际上必定会低过灯塔对社会贡献的利益。在这情况下,政府建造灯塔是必须的。因为以上提及的市场“失败”而支持政府干预的论调,是经济学的重要一课。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不反对提供服务的人向服务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正相反,他们一致认为收费是符合经济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也一致认为市价是重要的供应指引。但在灯塔的例子中,困难是收费。在黑夜中,航行的船只大可以“偷看”灯塔的指导射灯,避开礁石,然后逃之夭夭。细想之下,我认为某些经济学者的大好心肠,世间少有。对那些愿意付价而逃避付价的人,这些学者竟然要政府为他们增加服务。那么对那些在饭店白吃而不付账的人,经济学者是否要政府为他们大排筵席呢?在这个尴尬的问题上,密尔比西奇威克及庇古高明得多了。密尔的主张是要政府向用灯塔的船只强收费,但庇古一派却是慷他人之慨,不管灯塔的费用应从何来。假若不付钱就会得到政府的供应,而政府的供应是由一般税收支持,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在任何市场付价呢?免费的午餐又吃得了多久?一九六四年,灯塔的例子到了萨缪尔森(P.A.Samuelson)手上,市场的“失败”就一分为二。以萨缪尔森之见,灯塔难以收费是一个问题,但就算容易收费,他认为在经济原则上是不应该收费的,所以灯塔应由政府建造不仅因为私营会有收费的困难而已。支持第二个观点的理论是基于一个叫做“共用品”(publicgoods)的概念。这概念源自林达尔(E.R.Lindahl),一九五三年萨缪尔森以精湛的文章加以发扬(按public goods这名字容易令人误解,本身大有问题;中文一向译作“公共财”,是错上加错。下文将有解释)。灯塔的服务是“共用品”的一个好例子。塔中的灯亮了,很多船只都可以一起用灯塔的指引而得益。当一条船用灯塔时,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其他的船只去共享 同一的灯塔——这就是“共用品”的特征。在这情况下,灯塔既然亮了,要服务多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也就是说,服务“边际”船只的费用是零。假若灯塔要收费,那就会阻吓某些船只对灯塔的自由使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既然多服务一条船的费用毫无增加(额外费用是零),为社会利益计,灯塔不该收费。但若不收费,私营的灯塔非亏本不可。所以灯塔或其他类似的共用品,是应由政府免费供应的。在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中,“共用品”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且让我不厌其详地引用萨缪尔森本人的话,向读者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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